苏轼

苏轼不是一尊稳稳坐在文学史里的塑像。他一生被贬三次，走过大半个北宋，做过翰林学士，也住过漏雨的茅屋；写过“大江东去”，也写过“黄州好猪肉”。他的伟大，不只在于才华高，更在于他总能在失意里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。

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，即公历 1037 年 1 月 8 日清晨，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眉山）人。^[1][17]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；因贬居黄州时躬耕城东山坡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^[1][2]他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（公历 1101 年 8 月 24 日）卒于常州，年六十六（虚岁）。^[1][2][13]

苏轼出生在一个“文章之家”。父亲苏洵（1009—1066）早年游学，后来以文章名世；母亲程氏出身眉山望族，读书识大义；弟弟苏辙（1039—1112）比他小两岁，后来与他同榜进士，兄弟终身相知。^[1][2]苏洵曾写《名二子说》，解释两个儿子名字的用意：

“轼”是车前供人凭倚的横木，看似无用，缺了它车就不完整；“辙”是车轮碾出的痕迹，车毁马亡，祸患却往往不及车辙。父亲对两个儿子的性格与命运，似乎早有隐忧：一个锋芒外露，一个善于处祸福之间。苏轼后来一生“满肚皮不合时宜”，苏辙则更沉静谨慎，兄弟二人恰好印证了这篇短文的洞察。

苏轼十岁前后，父亲长期在外游学，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。读到《后汉书·范滂传》，程氏慨然叹息。范滂是东汉名士，因党锢之祸被杀，临刑前与母亲诀别。苏轼在旁问：“轼若为滂，母许之否乎？”程氏回答：“汝能为滂，吾顾不能为滂母邪？”^[1][2]这段对话后来被反复引用：它既说明程氏的气节，也说明少年苏轼心里早早埋下了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种子。

他读书极快，“比冠，博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”，喜欢贾谊、陆贽的政论，又读《庄子》，叹道：“吾昔有见，口未能言，今见是书，得吾心矣。”^[1]儒家的担当、道家的超脱，后来在他身上一直并存。眉山时期还有一个细节：他八岁入天庆观北极院，从道士张易简读书，同学近百人。这段经历让他很早就接触佛道典籍与方外之人。^[7][11]

至和元年（1054），苏轼娶眉州青神人王弗为妻。王弗十六岁嫁入苏家，侍奉公婆谨慎，读书识字却从不自夸。苏轼读书时，她常在旁终日不去；苏轼偶有遗忘，她能从旁提醒。^[3]这段婚姻只持续了十一年，却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悼亡词之一。

嘉祐元年（1056），苏洵带着苏轼、苏辙出蜀，取道剑门、汉中、长安，赴汴京应试。父子三人先拜访成都张方平，张方平又写信向欧阳修推荐苏洵。^[11]第二年春天，礼部试放榜，苏轼进士及第。

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，梅尧臣参与其事。欧阳修正想扭转当时险怪奇涩的文风，读到苏轼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惊喜异常，想把他列为第一，又怀疑这篇文章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，为避嫌疑，改为第二。苏轼又在《春秋》对义中居第一，殿试中乙科。^[1][2]欧阳修后来对梅尧臣说：“老夫当避此人，放出一头地。”^[1][2]这句话传开，士人起初哗然不服，久而久之才信服。

然而喜事之后紧接着是丧事。嘉祐二年，母亲程氏在眉山去世，苏轼兄弟随父回乡守丧。^[1]直到嘉祐五年（1060），苏轼才被授河南福昌主簿；欧阳修以“才识兼茂”推荐他参加秘阁考试。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苏轼参加制科考试，先试六论，再答制策，入三等。北宋制科一、二等虚设，三等已是最高的实际等第；宋初以来，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。^[1][2]他被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，正式踏上仕途。

凤翔任满后，苏轼还朝判登闻鼓院。治平二年（1065），王弗在汴京去世，年仅二十七岁。苏轼在墓志铭里写她的聪敏与沉静：她曾在屏风后听苏轼与客人谈话，客人走后提醒他，某人说话首鼠两端，不必深交；后来果然如此。^[3]治平三年（1066），苏洵又卒。苏轼兄弟再次回乡守丧，直到熙宁二年（1069）才还朝。

凤翔是苏轼第一次真正做地方官。上司起初把他当文人，不拿吏事烦他；他却“尽心其职”，很快让老吏畏服。^[2]当时关中自西夏战事以来民贫役重，岐下每年要把南山木筏从渭水运入黄河，经过砥柱之险，押运的衙前往往破产。苏轼走访老校，查明问题不在木筏本身，而在强行趁河水暴涨时放筏；于是修订衙规，允许衙前自择水工、按时进止，从此危害减半。^[1][2]

凤翔还有一位以严苛著称的知府陈希亮。年轻的苏轼气盛，常与陈希亮顶撞。陈希亮建凌虚台，让苏轼作记，苏轼在《凌虚台记》里借题发挥，说物之废兴成毁不可知，暗含讽刺。陈希亮不以为意，照旧把文章刻石。后来苏轼经历世事，回头为陈希亮作传，承认自己当年“年少气盛”，对陈公的严正有了新的理解。^[7]这段故事很能说明苏轼的成长：他不是天生圆融，而是在一次次碰撞中学会反省。

嘉祐七年（1062），凤翔久旱得雨，苏轼把官舍旁的亭子命名为“喜雨亭”，作《喜雨亭记》。文章从“亭以雨名，志喜也”写起，把一场雨与百姓的忧乐、官吏的责任连在一起。凤翔时期，他还写了不少记、序、碑传，开始形成自己“行云流水”的文风。^[7][12]

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苏轼还朝，正赶上王安石变法。王安石以“富国强兵”为目标，推行青苗、免役、市易、保甲、农田水利等新法；苏轼则认为新法操之过急、用人太锐、聚敛伤民。他在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中提出三句话：“结人心，厚风俗，存纪纲。”^[1]他又当面向神宗说：“陛下生知之性，天纵文武，不患不明，不患不勤，不患不断，但患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。”^[1]这些话触怒了王安石一派，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，查无实据，苏轼便自请外任。

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苏轼通判杭州。这是他第一次到杭州，也是他地方官生涯的真正开始。他在杭州“因法以便民”，遇新法有不便于民者，尽量在执行中缓和；处理高丽贡使的傲慢与文书失礼，也颇为得体。^[1][2]西湖的晴雨、钱塘的潮声、灵隐的钟磬，都进入他的诗里。熙宁六年（1073）正月，他写下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：

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苏轼移知密州（今山东诸城）。密州连年蝗旱，百姓流亡，弃婴遍野。苏轼上奏请求减免赋税，组织灭蝗，收养弃儿；后来在给鄂州知州朱寿昌的信里，他还痛陈当地溺婴陋俗，劝对方立法禁止。^[7][11]密州时期是他词风大变的时期。熙宁八年（1075）正月二十日，他梦见亡妻王弗，写下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；同年冬天，又写下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，第一次把打猎、边塞、报国之志写进词里。

熙宁九年（1076）中秋，苏轼在密州超然台上饮酒赏月，想起远在济南的弟弟苏辙，写下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这首词后来成为中秋词的绝唱，但它的底色并不是单纯的旷达，而是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的无解与接受。^[9][12]

熙宁十年（1077），苏轼移知徐州。到任不久，黄河在曹村决口，洪水汇于徐州城下，城墙即将崩塌。富民争相出城避难，苏轼说：“富民出，民皆动摇，吾谁与守？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。”他亲自到武卫营，请禁军相助；卒长说：“太守犹不避涂潦，吾侪小人，当效命。”于是筑东南长堤，苏轼住在城上，过家不入，最终保全徐州城。^[1][2]这是一生中最能体现他“临事有守”的时刻之一。

洪水退后，苏轼奏请增筑城墙、修木岸，以防再患；又在徐州开发石炭（煤），解决军民燃料问题，并建黄楼作为纪念。^[1][8]元丰元年（1078），徐州春旱得雨，他到石潭谢雨，沿途所见农村风光，写成《浣溪沙》五首，其中“簌簌衣巾落枣花，村南村北响缫车”最为人熟悉。

元丰二年（1079）三月，苏轼移知湖州。按例上《湖州谢上表》，其中有“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”之类的话。新党御史李定、舒亶等人抓住这些句子，又搜罗他此前诗文中“讥讽朝政”的语句，弹劾他“讪谤”。七月二十八日，苏轼在湖州被捕，押赴汴京御史台狱。^[1][2]御史台庭中多柏树，常有乌鸦栖息，故称“乌台”，这场案子便叫“乌台诗案”。

在狱中，苏轼一度以为自己必死，写下《狱中寄子由》二首，其中有“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”。苏辙上书，愿纳还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。朝中也有人为他说话，神宗最终没有杀他，而是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、本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。^[1][2]十二月二十九日，苏轼出狱，次年二月到达黄州。

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。它不只是个人恩怨，更是北宋党争与文字狱的结合：新党要借苏轼打击旧党，苏轼的诗文则被逐字逐句地政治化。经此一劫，苏轼对政治的凶险有了切身认识，也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佛道、山水、写作与日常生活上。^[12]

黄州是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站。初到黄州，他寄居定惠院，生活困窘，俸禄断绝。他在给秦观的信里算过一笔细账：每月初取四千五百钱，分成三十块挂在屋梁上，每天用画叉挑一块，用不完的放进竹筒，留着招待客人。^[7]这种近乎狼狈的节俭，与他后来的旷达并不矛盾：旷达不是不知道生活的重量，而是知道之后仍然能把日子过下去。

元丰四年（1081），故人马正卿为他在州城东面请得一块废弃营地。苏轼开荒种麦，因这块地在城东山坡，便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^[1][7]元丰五年（1082）二月，他在东坡筑“雪堂”，堂在大雪中建成，四壁绘雪，作《雪堂记》。^[7]从此，“东坡”不只是一个号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：自己种地、自己做饭、自己安排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黄州时期，苏轼的文学进入爆发期。元丰五年三月七日，他到沙湖看田，途中遇雨，同行的人狼狈，他却吟啸自若，写下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。同年七月和十月，他两次夜游赤壁，写下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；也就在这一时期，他写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也是在这一年，他写下了被称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的《黄州寒食诗帖》。^[7][8][12]

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把三国赤壁的周瑜与自己对照：周瑜“雄姿英发”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；苏轼却“早生华发”，只能“一尊还酹江月”。但这首词并没有停在自伤，它把个人的失意放进“大江东去”的时间尺度里，于是失意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。^[9][12]

《前赤壁赋》则用主客问答讨论“变”与“不变”：从变的角度看，天地万物一刻不停；从不变的角度看，江水长流、明月长照，人与万物又都可以“无尽”。最后落到“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”是“造物者之无尽藏”。这不是廉价的乐观，而是一套在困境中安顿自己的哲学。^[7][12]

黄州的赤壁其实是赤鼻矶，并非三国赤壁之战的古战场。苏轼是否确知这一点，今人仍有讨论；但对他而言，需要的不是一个精确的古战场，而是一个可以寄托历史感与人生感的空间。文学上的“赤壁”，从此与地理上的赤壁分道而行。^[12]

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苏轼量移汝州。离开黄州时，他写下《别黄州》，又顺道游庐山，作《题西林壁》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随后到金陵拜访王安石。两位政敌相见，谈的不是私怨，而是“大兵大狱”与天下苍生。^[1][8]

元丰八年（1085），神宗去世，哲宗即位，高太后垂帘听政，旧党司马光等人重新执政，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苏轼被起用，知登州；到任仅五日，便被召还京城。^[1][2]元祐元年（1086），他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，即赐银绯，迁中书舍人，不久又除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。^[1]短短几年，他从贬谪罪臣变为朝廷重臣。

但苏轼并没有因此变成“旧党”的应声虫。司马光要全盘废除王安石的新法，尤其要恢复差役法；苏轼却认为免役法也有可取之处，主张“法相因则事易成，事有渐则民不惊”，反对一刀切。^[1][2]他在政事堂与司马光争论，司马光忿然，苏轼说：当年韩琦在陕西刺义勇，你作为谏官争得很力，韩公不高兴，你也不顾；难道今天做了宰相，就不许我尽言吗？司马光只好笑而止。^[1]这种“两边都不讨好”的立场，正是苏轼政治人格的底色。

元祐年间，苏轼还卷入旧党内部的“洛蜀党争”。他与程颐等洛学人物在政见、礼法、性格上都不合，双方门人互相攻击，苏轼不安于朝，屡次请求外任。^[12]元祐四年（1089），他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。

第二次到杭州，苏轼已是地方大员。元祐四年（1089）七月到任，正值大旱，饥疫并作。他请求朝廷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，又用度僧牒换米赈饥，设病坊收治病人，活者甚众。^[1][2]元祐五年（1090）四月，他主持疏浚西湖，取葑泥筑长堤，贯通南北，堤上植芙蓉、杨柳，建六桥，杭人称为“苏公堤”。^[1][2][18]他同时疏浚茅山、盐桥二河，修堰闸，复六井，解决杭州的饮水与漕运问题。苏堤不只是一道风景，它首先是一项水利工程。

元祐六年（1091），苏轼被召为翰林承旨，但很快又因台谏攻击而出知颍州。在颍州，他拒绝开凿黄堆、引淮水入颍的方案，因为实地测量发现淮河涨水高于新沟，开凿会让淮水倒灌；又派汝阴尉李直方捕获剧盗尹遇。^[1][2]元祐七年（1092），他移知扬州，随后被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，又迁礼部尚书。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高太后去世，哲宗亲政，苏轼以两学士出知定州。在定州，他整饬军政，惩处贪将，修复营房，禁止饮酒赌博，主持大阅，军容为之一变。^[1][2]

元祐八年（1093）高太后去世，哲宗亲政，新党章惇等人重新得势，开始清算“元祐党人”。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苏轼被诬以“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讥斥先朝”，先贬知英州，未到任又降一官，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、惠州安置。^[1][2]他只得把家眷安置在宜兴，带着侍妾王朝云和幼子苏过南下。这一年他五十九岁，很多人都以为他再也回不来了。

惠州在宋代是瘴疠之地。苏轼初到，寓居合江楼，后迁嘉祐寺，再迁白鹤峰新居。他依然保持地方官的本能：见惠州百姓过河不便，便倡议并捐助修建东新桥、西新桥；见暴骨荒野，便收葬并作《惠州官葬暴骨铭》；见百姓缺医少药，便施药救人。^[2][7]他没有权力签书公事，却仍以“编户”的身份尽力做事。

惠州时期，王朝云一直陪伴左右。绍圣三年（1096）七月，王朝云病逝，年三十四。她十二岁入苏家，事苏轼二十三年，“敏而好义，忠敬若一”。苏轼把她葬在惠州丰湖之上的栖禅山寺东南，作《朝云墓志铭》。^[5]她所生的幼子苏遁，未满周岁而夭。^[5][11]

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当然有夸张，但苏轼确实在惠州找到了生活的乐趣：荔枝、杨梅、卢橘、槟榔、芋头，都被他写进诗文；他还酿桂酒，作《桂酒颂》，在给朋友的信里津津乐道。^[7][8]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朝廷再次加重处罚，苏轼被贬为琼州别驾、昌化军安置，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儋州。他的幼子苏过继续随行。

绍圣四年（1097）七月，苏轼到达儋州。昌化军是宋代最荒远的贬所之一，“非人所居，药饵皆无有”。他初租官屋居住，有司还说不可，只好买地筑室；当地士人运甓畚土相助，建成三间茅屋，苏轼命名为“桄榔庵”。^[1][2]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概括海南生活：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。”^[7]

但海南三年也是苏轼著述与教育的丰收期。他身边只有幼子苏过，父子二人“著书以为乐”。他在儋州继续著述，最后完成《书传》；后人把他与《易传》《论语说》合称“三书”。他还把日常所得写成笔记、和陶诗、书札。^[1][2]他与当地乡贤黎子云等人交往，在载酒堂讲学，取《汉书·扬雄传》“载酒问字”之意；后人把载酒堂改为东坡书院。^[19]琼山学子姜唐佐来儋州求学半年，苏轼赠他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”，后来姜唐佐成为见诸史载的海南第一位举人。^[19]

他还劝农、凿井、劝止杀牛治病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改善当地生活。这些事在政治上微不足道，在文化史上却影响深远：海南的文教传统，把苏轼当作开风气的人物之一。^[19]

元符三年（1100）正月，哲宗去世，徽宗即位，大赦天下。苏轼被移廉州，再改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安置，后来又复朝奉郎，提举成都玉局观，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。^[1][2]六月二十日夜，他渡海北归，写下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：“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。云散月明谁点缀？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余鲁叟乘桴意，粗识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^[8]

北归途中，他经过廉州北上，过大庾岭、金陵，沿途受到士人与百姓的热情迎送。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六月，他到达常州，因暑热病倒，“病暑暴下”，身体迅速衰弱。他随即上表请老，以本官致仕。临终前，他对诸子说：“吾生无恶，死必不坠，慎无哭泣以怛化。”七月二十八日，他在常州孙氏馆中去世，享年六十六岁（虚岁）。^[1][2]吴越之民哭于市，太学生数百人相率饭僧于慧林佛舍。^[2]

第二年，苏过遵父遗愿，将他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，即今河南郏县小峨眉山。苏辙后来也葬于此，加上苏洵衣冠冢，后人称“三苏坟”。^[1][2]

关于苏轼的最后一首诗，流传最广的是《自题金山画像》：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这首诗是否确为苏轼所作，学界尚有讨论，但它精准地概括了后人对他的理解：他的“功业”不在庙堂的官阶，而在三次贬谪中完成的精神转变。^[8][12]

苏轼现存诗二千七百余首、词三百余首，文数千篇。他的文学世界极大：既有《赤壁赋》这样的哲学文章，也有《记承天寺夜游》这样的八十余字小品；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豪放，也有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的深婉；既有策论奏议的严密，也有书信杂记的幽默。^[8][9][12]

诗：把日常生活写成经典

苏轼的诗题材几乎无所不包：山水、田园、咏物、题画、怀古、悼亡、政治、书法、饮食、梦境。他写庐山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写西湖：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写惠崇的画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写自己的困顿：“空庖煮寒菜，破灶烧湿苇。”^[8]这些句子看似随手，其实都有极强的手腕：他能把哲理写得像风景，把风景写得像生活，把生活写得像笑话，又在笑话里藏一点悲凉。

苏轼的诗也有缺点。他才气太大，有时用典过多、议论过尽，读来不够含蓄；但正因为他把“才学”“议论”“日常”都带进诗里，宋诗才有了与唐诗不同的面貌。后世把苏轼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，正是承认他在宋诗中的枢纽地位。^[12]

词：从“艳科”到“天地奇观”

在苏轼之前，词多写男女之情、离愁别绪，被视为“艳科”。苏轼把诗的题材、散文的句法、政治的关怀、哲学的思考都带进词里，扩大了词的境界。他写中秋、写赤壁、写农村、写悼亡、写谪居、写饮酒、写梦境，几乎无事不可入词。^[9][12]王灼《碧鸡漫志》说他“指出向上一路，新天下耳目，弄笔者始知自振”。^[20]

但苏轼并非只会“豪放”。他的婉约词同样出色：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的深痛，《蝶恋花·春景》的缠绵，《浣溪沙·细雨斜风作晓寒》的清欢，都说明他不是用“豪放”代替“婉约”，而是把词的疆域拓宽了。后世“苏辛”并称，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，也继承了他把家国之思写进词的传统。^[9][12]

文与赋：行云流水，随物赋形

苏轼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与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并称。这个称谓由明代茅坤编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而定型。^[14]苏轼的文章，既有《上神宗皇帝书》这样的政论，也有《喜雨亭记》《超然台记》《放鹤亭记》这样的游记，还有《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》《答谢民师书》这样的文论。他自述作文“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”。^[1][7]这句话既是方法论，也是他的人生态度。

前后《赤壁赋》是宋代文赋的代表作。它用主客问答展开，把写景、抒情、议论熔为一炉；从“月出于东山之上”的清景，到“寄蜉蝣于天地”的悲感，再到“物与我皆无尽”的解脱，层层推进，不见斧凿痕迹。^[7][12]《记承天寺夜游》则只有八十余字，却把月夜、竹影、闲人写得余味无穷，是宋代小品的极品。

南宋时流传一句谚语：“苏文熟，吃羊肉；苏文生，吃菜羹。”意思是士人熟读苏文就能中举做官。这句话未必精确，却说明苏轼的文章在南宋已经成为科举与文人的共同范本。^[21]

苏轼还写有大量笔记小品，今人辑为《东坡志林》。其中既有史论、游记，也有养生、梦幻、谐谑之语，最能看到他思维的碎片与日常的幽默。他的书信尺牍也极有味道：随手写来，不摆架子，时而是家常，时而是牢骚，时而又冒出几句让人忍俊不禁的自嘲。^[6][7]

文学观念：辞达、胸有成竹、诗中有画

苏轼的文学观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。第一是“辞达”：文章不是堆砌辞藻，而是把意思准确、充分地表达出来。第二是“有意而言”：先有不得不说的内容，再谈文采。第三是“随物赋形”：形式服从内容，像水一样随地形变化。第四是“胸有成竹”：画竹之前，心中先有完整的竹子；写作之前，心中先有完整的构思。^[7][12]这些观念看似朴素，却直指文学创作的根本。

他还提出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的著名命题，把诗、画、书法打通。这不仅是艺术鉴赏，也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：同一片山水，可以用诗写，用画描，用书法表现，最后都指向一个更完整的“意”。^[7][12]

苏轼是“宋四家”（苏、黄、米、蔡）之一（“蔡”或指蔡襄，或指蔡京，学界有不同说法）。他的字丰腴跌宕、天真烂漫，不追求工整，而追求“意”。他说：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。”又说：“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。”^[8][12]这种“无法之法”，对后世文人书法影响极大。

《黄州寒食诗帖》是苏轼书法的巅峰之作。元丰五年（1082）寒食节，他在黄州写下两首寒食诗，写生活的困顿与心境的悲凉。诗稿的墨色由浓到淡，字形由小到大，笔势由平缓到激越，情感与形式完全合一。这件作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，纸本，十七行，一百二十九字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，仅次于王羲之《兰亭序》和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。^[12]

绘画方面，苏轼是“文人画”理论的重要奠基者。他把“士人画”与“画工画”区分开来，认为士人画不在于形似，而在于“意气”与“神韵”。他说：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。”又说：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”^[7][12]他画竹学文同，强调“胸有成竹”；传为苏轼所作的《潇湘竹石图》现藏中国美术馆，《枯木怪石图》也常被归入他的名下，但真伪仍有讨论。^[12]

苏轼的书画理论，经米芾、赵孟頫、董其昌等人发展，成为元明清文人画的主流观念。他本人传世作品不多，但“诗、书、画一体”的理想，几乎都由他的理论与实践共同奠定。^[12]

苏轼的思想很难用一个标签概括。他一生以儒家为底色，关心民生、政治、伦理；又在失意时向道家与佛家寻找安顿。他读《庄子》而“得吾心”，在黄州以后深研佛学，与佛印了元、参寥道潜等僧侣交游；但他并不真的遁入空门，也不放弃对现实的责任。^[1][6][12]三教在他身上不是互相排斥的体系，而是应对人生不同层面的资源。

这种思想最集中的表达，是《前赤壁赋》里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。从变的角度看，天地一刻不停，人生如蜉蝣；从不变的角度看，江水长流、明月长照，人与万物又都可以“无尽”。所以他既不否认痛苦，也不被痛苦吞没，而是在清风明月中找到暂时的自由。^[7][12]

苏轼的日常，也是一部“生活美学”。他爱茶，写《汲江煎茶》：“活水还须活火烹，自临钓石取深清。”他爱酒，却酒量极小，自嘲“天下之不能饮，无在予下者”，但又喜欢看别人喝，“见客举杯徐引，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”。^[7][8]他爱吃，黄州写《猪肉颂》，惠州吃荔枝，儋州食蚝、芋；他讲究养生，提出“无事以当贵，早寝以当富，安步以当车，晚食以当肉”的“四味长寿药”。^[6]这些细节让他不再是“文豪”两个字，而是一个会饿、会馋、会开玩笑的人。

苏轼的一生，离不开几个“三人组”。第一个是“三苏”：父亲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。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，这在文学史上极为罕见。苏辙不仅是弟弟，更是他一生的知己。苏辙在墓志铭里写：“我初从公，赖以有知。抚我则兄，诲我则师。”^[2]兄弟二人早年约定“夜雨对床”，晚年却同时被贬岭南——苏轼远至惠州、儋州，苏辙贬居雷州，始终未能实现归隐对床的愿望。^[2][11]

第二个是“三王”：王弗、王闰之、王朝云。王弗是结发妻，聪敏沉静，二十七岁早逝，留下《江城子》的千古悼亡；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，陪伴苏轼二十五年，经历乌台诗案、黄州、元祐，苏轼在祭文里说“三子如一，爱出于天”“惟有同穴，尚蹈此言”；王朝云是侍妾，十二岁入苏家，陪伴二十三年，卒于惠州，苏轼亲为作墓志铭。^[3][4][5]

第三个是“苏门”：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，合称“苏门四学士”；加上陈师道、李廌，又称“苏门六君子”。苏轼对他们“待之如朋俦，未尝以师资自予”，这种平等的态度，使苏门成为北宋后期最重要的文学群体。^[1][12]

苏轼与政敌的关系也值得一说。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，但晚年金陵相见，仍能坦诚论天下事；他与司马光同属旧党，却因免役法争得面红耳赤；他与章惇早年是朋友，后来章惇把他贬到惠州、儋州，但苏轼北归时听说章惇贬雷州，仍写信安慰章惇之子，说“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，虽中间出处稍异，交情固无增损也”。^[7][1]这种不把政治分歧等同于私人仇恨的胸襟，是苏轼人格里很硬的一部分。

苏轼有四个儿子：长子苏迈（王弗所生），次子苏迨、三子苏过（王闰之所生），幼子苏遁（王朝云所生，未满周岁而夭）。苏过字叔党，号斜川居士，陪父亲贬惠州、儋州，照料起居，时人称为“小坡”。苏轼去世后，苏过把他葬在郏城，后来也以诗文名世。^[1][11]

苏轼去世时，是以“元祐党人”的身份死的。但不到几十年，他的名声就迅速回升。南宋高宗赠他资政殿学士，后来朝廷又追赠太师、谥“文忠”。^[1]《宋史》的论赞说：“器识之闳伟，议论之卓荦，文章之雄隽，政事之精明，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，而以迈往之气辅之。”^[1]这是正史能给出的极高评价。

苏辙在墓志铭里则从文学变化的角度评价兄长：谪居黄州之后，“杜门深居，驰骋翰墨，其文一变，如川之方至”，自己已经“瞠然不能及”。^[2]这段话说明，黄州不仅是苏轼人生的低谷，也是他文学真正成熟的地方。

近代以来，苏轼的形象又经历了一次“普及化”。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把他写成“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”，这个形象深入人心，但也把苏轼的复杂性和政治痛苦简化了。^[16]今天我们应该看到的，不只是一个会写诗、会吃肉、会开玩笑的“东坡”，还是一个在党争中坚持判断、在贬谪中照顾百姓、在恐惧中仍然选择活下去的人。

王国维说：“三代以下之诗人，无过屈子、渊明、子美、子瞻者。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，其人格亦自足千古。”^[15]把苏轼与屈原、陶渊明、杜甫并列，不只是评文，更是评人。苏轼的伟大，最终落在“人格”二字上：他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，而是一个在缺陷、恐惧、失败中仍然保持创造力与善意的人。

清代以来，每逢农历十二月十九日，文人雅士有“寿苏会”之俗，以诗酒纪念苏轼；这一风俗至今在眉山、黄州、惠州等地仍有延续。^[17]今天，眉山三苏祠、杭州苏堤、徐州黄楼、密州超然台、惠州东坡祠、儋州东坡书院、常州东坡公园、郏县三苏坟，都是凭吊苏轼的地方。^[12][18][19]

下表以公元纪年为主，附主要年号与事件。年份据《宋史》、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及孔凡礼《苏轼年谱》排比；同年之内的事件先后，以史料所载月日为准。^[1][2][11]表中“公元”为公历纪年，“年号”为事件发生的农历年号；二者在年初、年末可能相差一年，读者宜以月日与公历对照。

苏轼是最容易被“段子化”的历史人物之一。民间故事、戏曲、现代传记层层叠加，塑造出一个永远乐观、永远机智的“苏东坡”。这些故事有它们的价值，但读史时需要分清：哪些是史料，哪些是后人的想象。

本文的叙事以《宋史·苏轼传》和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为基本骨架，以苏轼本人诗文、年谱和现代研究作补充。脚注序号对应下列文献；同一文献多次引用时，只标序号，具体篇名随文注出。^[1][2][11]

本文是一篇面向大众的苏轼生平介绍，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。写作时尽量做到：一，人物、时间、地点以正史和墓志铭为骨架；二，诗文引用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；三，对民间传说与史实作区分；四，脚注标明出处，便于读者复核。

日期方面，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即公历 1037 年 1 月 8 日；卒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，即公历 1101 年 8 月 24 日。农历、公历换算参陈垣《二十史朔闰表》，并与孔凡礼《苏轼年谱》及中国新闻网相关报道互证。^[13][11][17]

引文方面，诗、词、文的文字在不同版本中偶有异文，本文一般从通行本，不逐一出校。若需引用到论文，请以纸本点校本或权威数据库为准。线上全文链接仅作方便查阅之用，访问日期为 2026 年 10 月 24 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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